多次的買票經(jīng)歷讓她和余彩之間似乎已經(jīng)建立了某種信任，她甚至還主動把余彩介紹給另外一些想回老家卻同樣購票無門的老鄉(xiāng)。事實上，余彩的黃牛生意網(wǎng)也正是靠買票者的口碑慢慢建立起來的。
黃牛黨就是個小社會
據(jù)中國社科院白皮書介紹：黃牛黨最紅火的時候，北京站和北京西站約有票販子上萬人。北京黃牛黨基本由四大群體把持：勢力最大的是東北幫，約占總?cè)藬?shù)的1/3，河南幫排序第二，河北幫排位第三，安徽幫排位第四。黃牛黨按身份也可分為四大類，第一類是在原籍失地的農(nóng)民；第二類是下崗或失業(yè)的職工；第三類是有前科的逃犯、吸毒者或刑滿釋放的社會黑戶；第四類是其他閑雜人員。
“我承認做黃牛既不光彩也不合法，但沒有誰生下來就愿意做黃牛，我也是被逼無奈?！庇嗖蕠@口氣說。
余彩原來從安徽農(nóng)村來京當保姆，因父親患重病缺錢才被老鄉(xiāng)帶入行。她先是跟著一個老鄉(xiāng)“慧姐”學(xué)徒，賣出一張票“慧姐”分給她10元至30元的抽成，俗稱“砸干棒”。由于缺少資源，只能靠自己冒險在車站內(nèi)外搭訕詢問，運氣好的時候一天能賣兩三張，運氣不好兩天都不開張，一個月下來也就賺千把塊錢。
半年以后，余彩漸漸明白這行當?shù)拈T道，也積累了一些資源，終于從“學(xué)徒型”轉(zhuǎn)為“單干型”，自己找票源，自己再倒出去。那一段是她最拼命工作的時候，因為賺多賺少都是自己的。她最多的時候一天能賺300多元，最少也能賺100多元，每個月下來竟能賺到五六千，不僅還清了父親看病欠的債，還有了一些積蓄。從2008年開始，她把自己老家的土地承包給別人種，讓丈夫和妹妹都出來跟著干。倒票方式也從“單干型”轉(zhuǎn)為“家族型”，她領(lǐng)著妹妹在北京站，丈夫則去了北京西站，親屬攜手，兩站聯(lián)合，互通有無，大大提高了倒票額。
“2008年至2010年，是我們一家賺錢最多的時候，攢下了差不多40萬元。黃牛最賺錢的時候是上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那是票販子們財富積累最多的時候?！庇嗖收f。
據(jù)北京市西城區(qū)檢察院偵查監(jiān)督處助理檢察員韓帥介紹，“北京地區(qū)參與倒票活動的黃牛大多為外地來京務(wù)工人員，大約占到全部黃牛人數(shù)的96%。一般情況下，從事倒票的黃牛文化程度比較低，接受過大專及以上高等教育的人大約占全部黃牛人數(shù)的15%，其余均為高中以下文化程度，有的甚至是文盲”。
在這行當干了七年，余彩逐漸明白，同樣是黃牛，也分等級。像他們這種親屬聯(lián)手的，雖然依然是最底層的票販子，但畢竟有了幫手，收入還固定些。更多的人則是散兵游勇式的。他們靠每天倒賣幾張票掙點辛苦錢，因為流動性大，一旦出事也很難被查到。即便被鐵警抓到了，因為涉案金額較低也只是被罰款或治安拘留幾天，出來依然會重操舊業(yè)。而稍高級別的黃牛是雇人從窗口買票，有專門買票的隊伍，也有專門賣票和退票的隊伍。他們內(nèi)部有嚴密的組織紀律，包括什么價收票，什么價賣票，離發(fā)車時間的什么臨界點退票，對于不多加價的頑固客戶怎么對待。他們價格統(tǒng)一、口徑統(tǒng)一、方式統(tǒng)一，實在不行，還有退票的隊伍為其掃尾，為其帶來更大利潤，避免競爭市場無度無序，保證各個鏈條都有不同的利潤可賺。最高級別的黃牛是“老大”級別的人物，一般都有黑社會背景，他們會控制整個黃牛黨票市局面，需要“很硬”的社會關(guān)系。
“老大”級的黃牛最風光的時候只需要在家數(shù)錢就可以了。一個“高級”票販子的月收入是一個“低級”黃牛收入的三到十倍。一些“高級”黃牛，在旺季時(如春運、暑運、五一、十一黃金周)他們每天收入都在1000元至4000元之間，淡季時每天收入也在300元至1000元之間。每逢生日小黃牛還要送賀禮。據(jù)余彩介紹，有個黃牛團伙的老大“小東北”有次慶生光禮金就收了5萬多元。
黃牛黨有自己“行話”和暗語
“平常在各車站活動的黃牛差不多有三分之二是女性。”余彩說。
問其原因，皆因為一條：女性票販子基本不在警察抓捕之列，因為她們永遠處于或懷孕或哺乳或帶孩子的狀態(tài)，以此規(guī)避法律打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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